内容提要：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探索，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注重计划的灵活性及其与实际结合，注重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发展。中国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道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高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有了可靠的制度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模式，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正常的党际关系。

　　关键词：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杰出贡献

　　作者简介：李景治(1943-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70年，历经艰难曲折，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举世罕见的伟大成就，推动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实现了人民幸福安康和社会文明进步。同时，中国成功的经验、行之有效的制度、所坚持的道路和做法，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探索，为中国成功开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模式。

　　一、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独立探索

　　新中国的建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一精神品格，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方面建立健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苏联采取全部“剥夺剥夺者”的政策，在工商业建立清一色的国有制，随后又通过政府推动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起形式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果，由于缺乏管理大中型企业的经验，只能用行政的乃至军事的方法来管理国有企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农村土地全盘集体化，所有制形式单一，不仅没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更是雪上加霜，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冲击，粮食总产量及其商品率甚至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城乡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红色政权陷入困境。后来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这种具体制度、体制和方针政策的固化，使苏联经济始终面临由此而生的各种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但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工商业领域，我们合理划分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中小资本，只没收官僚资本，以建立大型国有企业，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对民族资本和中小资本，没有采取“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即通过“公私合营”建立国家主导、资本家入股的合营企业。同时，支持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发展。公私合营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避免了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既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保持了社会稳定，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实行全盘集体农庄化，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逐步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我们建立了土地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又将其发展为不实行土地分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既保障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选择。

　　第二，注重计划的灵活性及其与实际结合。苏联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其指令性计划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国家整个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生产管理环节，都要按照国家计划运转，不允许任何脱离和违背计划的行为。苏联强调计划的法律性、权威性，一旦制定就不能修改。计划经济体制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又被宣传为唯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所以，社会主义各国都效法苏联的做法，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总体上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但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避免脱离实际。中国始终坚持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尽量减少指令性计划，而且各级各类计划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合法程序也可以修改完善。当时，中国虽然还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比较重视市场即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第三，注重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发展。苏联高度重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衡。苏联的重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农业、轻工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与农业、轻工业相关的产品质量差、品种少、供应不足，致使人民生活资料匮乏，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中国吸取苏联的教训，积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平衡发展。中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时并举、共同发展的方针。强调国民经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相互协调，平衡发展。毛泽东专门撰写了《论十大关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央相关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举措。经过努力，中国建立了相对完善、协调平衡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

　　二、中国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道路

　　社会主义改革并非始自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断断续续进行改革。改革在曲折中进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在固守僵化的体制机制下，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改革也没有起到明显效果。中国的改革正是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中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推动苏联进行改革，掀起了改革的高潮。它们的改革，虽然与中国的改革遥相呼应，但两种改革的方法、道路却不一样，结果也有天壤之别。它们的改革，力图照搬西方经济体制，搞“休克疗法”，严重脱离本国实际情况，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力图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政治模式。结果，不仅改革失败，而且直接导致亡党亡国。而中国的改革却攻坚克难，取得伟大胜利，成功开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道路，使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看到希望和光明前景。这条新道路的核心如下。

　　第一，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解放思想克服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解决了改革开放面临的思想理论难题，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理论环境。

　　首先，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直接关系到是否需要改革、能否进行改革。当时的个别中央领导人、不少干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坚持“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态度。按这种态度，改革就没有必要了。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我们坚持科学评价标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全面认真讨论，我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坚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决定进行全面改革。解放思想，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是改革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先导。

　　其次，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改变苏联模式。解放思想就是正确认识苏联模式，看到苏联模式的问题与弊端。经过反思，我们认识到，苏联模式本身特别是照搬苏联模式存在不少弊端。正如邓小平分析的，苏联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全党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到少数几个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机构和功能重复;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干部脱离群众;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独断专行，一言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干部终身制。不言而喻，苏联模式的这些弊端在客观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和国家工作效率的提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些弊端。

　　再次，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能不能借鉴海外的好经验、好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决不照搬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但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和一些做法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有利于现代经济的管理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因此，改革始终伴随着开放，伴随着引进海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中国也接受和遵守合理的国际规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同时，我们认识到，一些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经济体制和做法，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传统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重要标志，两种经济体制水火不容。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率先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说，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我们创造性地建立并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市场兴旺、民生改善。

　　第二，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没有搞懂。邓小平经过深刻反思，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落脚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经济建设搞好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改革始终着力于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制度、体制和法律法规的改革创新，调动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支持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创造性地建立并不断健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即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农民继续享有土地的承包权，这一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承包期;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盘活转让，实行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我们建立并不断健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证在各种经济形态下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财产性收入合法化并成为公民重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效率。深化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尊重市场规律，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推进政府简政放权，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位数，降低行政成本。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相对来说，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比较重视市场经济，注意市场的调节作用，而苏联在这方面差一些，但都没有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模式，更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开创性贡献。

　　第三，始终坚持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和深刻教训，是没有很好地处理改革、发展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改革，无论是“休克疗法”，还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都未能明显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人民在改革中没有获得感，没有得到实际好处。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与发达国家乃至新兴工业体的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丑化、妖魔化，致使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力下降，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缺乏应有的坚定支持。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每项重要改革，都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0年前的171元/年增加到2.6万元/年，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制教育巩固率达93.8%[2]。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人民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是民生改善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衷心拥护、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已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融为一体，休戚与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坚决支持和全身心投入，又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四，坚决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改革、发展与稳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才能全面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贯彻落实，经济也难以发展。但僵化、封闭、停滞不前的稳定，不可能持久，也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只有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才可能持久，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民所欢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期，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各国，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和政治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及其影响下东欧各国的改革，经济上搞“休克疗法”，政治上全盘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模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地位，使社会主义国家失去政治保障，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改革难以为继，经济困难重重，民生毫无保障。

　　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高度重视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实现稳定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才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取得伟大成就。而这恰恰是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核心，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协调党、政、军、民、学等各方工作。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协调一致，从而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各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具体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动摇和取消这一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坚持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坚持并进一步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既不断深化改革，又维护了社会和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稳定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受到质疑。尽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但是一般人很难正确区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一些西方学者更是极力将二者混为一谈，极尽丑化科学社会主义之能事，并预言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失败。在这种严重曲折中，社会主义国家总结苏联亡党亡国和东欧剧变的教训，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深入反思苏联模式的问题，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探索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家达成了一点共识，即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高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大旗。新中国尽管历经曲折，也学习借鉴了苏联的一些经验，但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力求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加强了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取得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成熟，并形成完善的科学体系。它是党和人民9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低潮、仍然进行艰苦探索的时候，高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振兴，提供中国方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伟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及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又一开创性、飞跃性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这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而坚持改革开放，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产物。这些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性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同样，科学社会主义还会与其他国家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这些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抽象、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4]中国共产党对这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贡献。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有了可靠的制度载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典范。但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具有弊端，没有充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难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形成的苏联政治制度完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可能形成具有各国特点的具体制度，但是人民当家做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和灵魂，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就是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虽然具有比较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无疑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这些制度的发展完善及其有效地推动改革开放深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也充分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检验并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及其生机活力，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贡献。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模式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起，世界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最初，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扼杀苏维埃政权，直接武装入侵、支持苏维埃国家内部反革命暴乱等，无所不用其极。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经过浴血奋战，打退国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稳定下来。帝国主义国家只能“容忍”它的生存发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欧亚掀起革命高潮。苏俄积极支持、推动欧亚革命，力图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并建立欧洲苏维埃。但由于主客观条件尚未具备，革命高潮很快过去。尽管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依然持续发展，然而苏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局面不会很快改变。这样，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发展自己，就成为苏俄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列宁冷静观察判断国内外形势，提出苏维埃国家对外应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积极推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合作，力图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虽然，对外合作没有明显突破，但苏维埃国家总体上保持了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苏联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一些西方大国孤立苏联的阴谋未能得逞。

　　苏联同西方大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战胜法西斯势力，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同盟。各成员国包括苏联和主要西方大国，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反法西斯国家，为了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筹建联合国，进行了多方面的谈判协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为了落实这些协议，各方也进行了友好合作。随着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感到压力和挑战，便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反击。于是，美苏之间、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形成了冷战局面。双方在政治上敌视颠覆、经济上互相隔绝、军事上对抗打击。

　　冷战时期，苏联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权益，制约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另一方面，它也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大党、大国主义，把自己的模式和路线方针政策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共产党。苏联的这种做法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同时，冷战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闭状态，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相互隔绝，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合作。社会主义改革脱离对外开放、脱离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很难取得理想的成果和进展，这也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新中国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开辟了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坚定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科学判断。他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开展合作是世界潮流。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因此可以说，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不可阻挡，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针，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一切恐怖主义，坚决摈弃冷战思维。中国反复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对话解决争端。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第三，坚持与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但我们坚持走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坚持与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点。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坚持亲诚惠容理念，以邻为善，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诚理念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共赢，带动了世界经济的振兴。“一带一路”建设也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朝着更加深广的方向发展，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发展的目标。

　　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封闭状态，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了同各国经济的合作共赢，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坚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第四，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人类做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和平国际环境。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第五，积极发展正常的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确处理和发展同各国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系，也是其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了，可以推动各国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向更加深广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处理不好，会干预和阻碍各国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的正常开展，也会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的大国主义是和大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结合，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及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中国吸取了苏联的教训，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党和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更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同时，我们要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行新探索，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种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坚持“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6]。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该积极支持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革命的发展。但是，这种支持主要是政治和道义上的，着重经验的交流，而不能输出革命。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共产党、社会主义政党关系时，始终坚持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不干涉其内政，同时又积极提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摆脱了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束缚，在世界社会主义中树立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典范，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3][4]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1、622.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