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学科自信”是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和郑杭生先生提出的“理论自觉”思致相因的概念。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具有五方面的含义，即学科起源、学科历史、学科性质、学科道路和学科使命。在学科起源上，中国社会学自己的“元典”是荀子群学;在学科历史上，中国社会学有着自战国末期以来独立的绵延不断的学科史;在学科性质上，中国社会学是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学科;在学科道路上，中国社会学史不应被看作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史，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在学科使命上，中国社会学应是承担回答21世纪创造“人类道义新秩序”历史使命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五个方面含义的实质不仅是认知问题也是心态问题，不仅是心态问题更是现实的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

　　关键词： 学科自信;荀子群学;学科源流;学科性质;中国社会学

　　作者简介： 景天魁(1943—)，男，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理论和社会保障等研究。

　　中国社会学欲要实现崛起，就必须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此，就必须解决学科自信问题。而学科自信既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更是120年来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原因复杂，牵涉甚广。本文简略谈谈学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义和实质，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一、“学科自信”概念的提出

　　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讲话录音整理稿以“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为题收录在1998年6月出版的《从实求知录》一书中。1999年春节，我到费老家拜年，先生把这本刚出版不久的书赠给我。在这本反思社会学恢复重建18年历程、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这个重大问题的著作中，费老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要概念?为什么正是在提出“文化自觉”的时候，费老一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1]244?费老的话对我好似醍醐灌顶。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过去都是说荀子是位哲学家，这在我脑子里已是很深的成见。就荀子而言，他当然可以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第一位社会学家”[2]，但布朗说荀子是“社会学的老祖”[1]374，并未见到他的论证。我在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先后从事过多年的专业研究，对哲学与社会学的界限有切身体会。转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以后，也完全是按照西方社会学的学科界定来理解社会学这个学科的。那么，能够证明荀子群学是社会学吗?我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这个问题我一直萦绕于心。也是在1999年，在南开大学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陆学艺担任理事长，我和王处辉担任副理事长。我在发言中讲的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我对学界有的人讲中国社会思想史只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史前史”深表质疑，但我当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讲清楚。

　　2009年7月20日，郑杭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首次提出“理论自觉”概念。2011年，郑先生提出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和实践建设“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的中国社会学[3]，要“破除边陲思维”，开展与西方社会学的平等对话[4]。在2013年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郑先生进一步提出，社会学研究对中西关系要“再评判”，对古今关系要“再认识”，对理实关系要“再提炼”，称此为“理论自觉”的“基本功”[5]。郑先生的话也令我深深思索，到底什么是“华夏品位”的社会学呢?联想到费老的话，我感到既有必要、经过长期研究也有底气向“中国本无社会学”这一流行了120年的旧说正式提出挑战了。

　　2014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武汉科技大学召开总结反思社会学恢复重建历程的讨论会，我在这两次会议上都应邀做了主旨发言，提出了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西古今问题[6]。2015年，我又把这个问题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源流问题”，论证了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之源[7]。从2014年开始我就组织课题组写作《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该书于2017年出版，第一次梳理出群学概念体系，由以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2018年我们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学的起源、演进与复兴”，目的是进一步梳理群学命题体系及其命题演进史，从而第一次从战国末期开始书写中国社会学迄今2300年的历史。令我深受鼓舞的是，这项研究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支持，课题组成员由原来的28人增加到50多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5个研究所、北京和全国的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经过足足20年的思索和研究，到2019年5月29日，我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组织的专访时，谈的题目就正式确定为“重建学科自信”。2019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和社会学研究所召开了“学科自信：走进世界的中国社会学”讨论会[8]。

　　以上叙述的20多年的思路历程表明，“学科自信”概念是在费孝通、郑杭生先生的启发下，将他们二位讲的“文化”“理论”进一步聚焦到了“学科”上，将“自觉”进一步锁定到“自信”上，认定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学科自信”是提高“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是增强“理论自觉”的中心议题;有了“学科自信”，“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就可以落到实处。由此强调要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关键就在于解决学科自信问题。

　　二、学科自信的五个方面含义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信”包含学科起源、学科历史、学科性质、学科道路和学科使命等五个方面[8]。

　　(一)中国社会学有自己的“元典”——荀子群学

　　西方社会学家们是非常重视学科起源问题的。尽管早在涂尔干那里，就实际上提出了学科名称并不是学科创立根本标志的观点，据此他认为孟德斯鸠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分类这两大标准，因此尽管孟德斯鸠并未提出“社会学”[9]这一学科概念，却可以把他看作社会学的创始人。①但是，现在流行的西方社会学教科书，还是愿意以提出学科名称作为学科创立的标志，异口同声地肯定提出了“社会学”之名的孔德创立了社会学。何以如此?因为他们把学科创立看作一个注册问题，“注册”是要有名字的，不论实际内容如何，这是西方式形式化思维的表现。而对于一个学科尤其是对于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人文性的社会学这个学科而言，“祖述”亦即“起源”，确实是学科发明权问题，这是话语权的根本。对此，西方社会学家是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的。

　　然而，至今未见有一个人能够摆出哪怕是一条理由，证明在不同的、各自独立的学术传统中，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社会学”)只能有一个起源。因为这等于要求古人必须遵从现代的注册制度。而在学科起源问题上，我们坚信，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世界历史上唯一不间断文明的中华文明，以及伴随中华文明的复杂有序、庞大繁盛的中国社会，完全具备产生中国社会学的主客观条件。中华学术在战国后期达到了被称作人类历史“轴心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当时的士阶层在500多年的社会剧变锻造中，极富思想活力和创造力，涌现了像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才荟萃的高等学府，开创了世界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8]。儒学学派的重要代表荀子，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兼容综合了墨、道、法、名、阴阳等“百家”之长，“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构造社会人群之法式，创立了群学学科。群学“暗合”西方社会学的学科内容，而梁启超也认为与西方社会学在学科结构上“正同”。如此灿烂的群学“元典”，完全给了我们学科自信的深厚底气，荀子的群学足以与诞生晚得多的孔德、斯宾塞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相媲美。

　　(二)中国社会学有独立的绵延不断的学科史[8]

　　群学创立至今的2300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在文化上经受了儒道释从对话到融合的漫长过程，面对了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巨大冲击，蒙受了所谓“荀学衰微”、“乡愿”之说等种种误解，更不用说近代以来对传统学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否定和讨伐，其自身也发生了被迫和主动的转型。但是，群学延续的学术传统却始终紧随时代步伐，在走近社会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群学自身也经历了从秦汉时期的制度化到隋唐宋时期的民间化，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内向化，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深刻转型[8]。在漫长的学术历程中，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越来越丰富，为当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最重要的学术发展规律就是“积累律”。我们必须认识到，群学开拓的悠远绵长的学科史，完全否定了“中国社会学舶来”之说，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凭添了学术勇气。

　　(三)中国社会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学科属性

　　社会学是一个“多种范式”的学科，这是它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事实上，社会学既有“实证”的，也有“理解”的，又有“解释”的，人们还称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辩证”的，以及结构的、结构化的、解构的，等等。因此，我既反对将任何“社会思想”、任何“学术”都称为“社会学”，致力于明确区别“社会思想”与“社会学”，也确实不赞成“将‘社会学’一词中‘学’字含义仅仅限定在西方实证科学的意涵上”[10]。这是因为社会既然是复杂的、多面向的、多层次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就应该展开多视角、多范式、多样化的综合研究。实际的学科发展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不宜作单一化的限定，那样对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只能是有害无益的自我窄化。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论断，即“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11]7，而西方社会学所建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基本上是将科学性与人文性相分立的。 费孝通晚年针对西方社会学“二分”研究定式的欠缺，强调“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生活的一门学问，科学性和人文性不可分”[11]7。在中外社会学史上,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是荀子的群学。我们并不否认主体与客体、行动和结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对于社会现象细分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分析的另一面就是综合，社会不论多么“客观”，它都是有意志、有价值取向的人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分析的时代”总要走向“综合的时代”[8]。社会学是从整体性上综合把握研究对象的学科，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相融合，是社会学的永恒主题和学科信仰，面向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旨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更是如此。具有几千年优秀传统的荀子群学，可以鼓舞我们重建中国社会学信仰的志气。

　　(四)中国社会学应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发展之路[8]

　　世界几大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学科发展可有先后之别。在中外学术史上，中华学术长期雄踞领先位置[8]。正如梁启超所言，在上古和中古，“我中华学术第一也”[12]。我们不以“第一”自居，但也不能自我贬抑。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8]。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证明，中西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陷入“西方化”。荀子群学体系证明，中国社会学史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史。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社会学学者应该具备这样的学术创新锐气。

　　(五)中国社会学应是承担回答21世纪创造“人类道义新秩序”(费孝通语)历史使命的社会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1]230。中国社会学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新的百家争鸣中，应该发出强劲的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8]。中国社会者应该具备这种使命担当的豪气。

　　三、学科自信的实质

　　“学科自信”的五个方面含义归结起来，其实质就是解决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怎样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这与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显然，如果把中国社会学看作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那就根本用不着提出“学科自信”的问题，只要“信”西方社会学就足够了。可见，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实质，还需要作一些辨识。

　　(一)学科自信不仅是一个认知问题，也是一个心态问题

　　树立“学科自信”，必须破除西方社会学在学科起源上的唯一性、话语权的独占性。为此必须解决的认知问题，主要是辨识“学术”与“学科”的异同、“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区别。我从来不认为任何“社会思想”、任何“学术”都可以称为“社会学”。学科者，分科之学也。可以称为“学科”的主要条件是：其一，它是专门针对某一确定对象的，或者专门关于某一方法的。前者如“昆虫学”“电学”“原子物理学”等;后者如“微分学”“积分学”等。其二，它是成体系的知识，是自成一体的。如果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知识，就称不上“学科”。具有专门性和体系性的“学术”才可以称为“学科”。群学当然是专门研究“群”的，而中国古代的“群”就相当于清末民初从日本转译过来并沿用至今的“社会”;群学既形成了概念体系，也形成了命题体系，当然就不仅具有专门性，而且具有体系性[13][14]。梁启超明确指出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分类正同”。也就是说，从学科(“分类”即分科)意义上二者是同一个学科。1905年刘师培(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论证了即使采用西方近现代划分学科的标准，也可以从战国末期(“周末”)诸子之学中至少划分出16个学科，“中国社会学”位列第四[15]。这个可能是在中国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概念，很显然，其含义不是“社会学在中国”，而是“中国的社会学”。为了明确区分，我们称之为“中国古典社会学”或“中国本土社会学”。

　　但是，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之洞见在清末民初不仅未受重视，反而被湮没了。中国是否本来就有可以称为“社会学”的学问，“群学”是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竟然未作任何讨论就被“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取代了。这一学术旧案的造成，显然不是靠的理性的力量，而是在甲午惨败后，国运衰颓、自信丧失之时，由心态痼疾而累积起来的偏见。自此以后，社会学只能是舶来品，就成为毋需论证的成说。既然已认定社会学是舶来品，那么，群学并没有“高卢雄鸡”的声调，不过是中国的“土鸡”，即便有“一唱天下白”的本领，尽管也是“鸡”，可就是不能称作“鸡”。这或许就是群学不能算是社会学的“理由”!

　　我们反对将“西方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用占得“公认理论”地位的“社会学”掩盖和消解“中国社会学”。这个等式的根本性错误，是不承认中国古代本有“社会学”，不承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而承认“西方社会学”具有唯一的独占的垄断权。究其根源则是早已被学术界否定了的“欧洲中心主义”。将“西方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用“社会学”掩盖和消解“中国社会学”，必然的推论，就只能是承认“中国社会学”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那就完全谈不上什么“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根本不可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9]。

　　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只有在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群学这一既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又是与西方社会学“暗合”和“正同”的伟大精神财富。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包含着解释中国社会之所以繁盛兴旺的密码，包含着理解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基因，如此宝贵的历史资源，如果我们不珍惜、不利用，能是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正确路径吗?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以及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陷入民族危难，中国人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在缺乏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情况下，无奈跟着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首先创办社会学系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全盘西化”的鼓噪者，牙牙学语地讲什么“中国本无社会学”，社会学只是“舶来品”，虽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无知者不为过，也还可以宽恕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经过中国几代志士仁人的顽强奋斗，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我们再不研究群学，不梳理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历史，如何尽到自己的职分，如何向后人交待?

　　历史证明，心态问题不解决，认知问题也就难以解决。中国社会学不要自我矮化。这不是自傲，而是学科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恢复重建阶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学科特性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就必须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增强“学科自信”就是不能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正宗的，而中国的就不够格，中国社会思想史只能算是社会学的“史前史”;不能盲目认为中国社会学并没有自己的本土起源，无“史”可言，所谓“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同时，不能再认为只有西方的，才是真学问，只要是中国的，就不能登临大雅之堂;研究前者就是大学问，礼敬有加，研究后者就低人一等，鲜有问津。增强“学科自信”就是要坚持中西之学各有自己的起源、各有自己的历史、各有独立的价值，应该相互尊重、互学互鉴。

　　增强“学科自信”就是：不能把某一国内的社会学的“规范”，当作整个社会学学科的“规范”;不能把某一国内社会学论文通行的写法，当作全部社会学写法的样本;更不能把这种“规范”和“样本”当作评判水平高低、质量优劣的“标准”。在学术上可以成为标准的，虽然可以列出一些形式性的条文，但是归根结底，只能看对社会现象和过程是否具有解释力，对社会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是否具有正向的影响力。总之，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遵循的“经世致用”。

　　(二)学科自信不仅是一个心态问题，也是一个现实任务

　　学科自信不只是自卑或自傲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责任。英国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早就承认“社会学的老祖是中国的荀子”，美国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兹早就说过荀子是“最具有社会学色彩的”，我们作为中国学术的传人，总不应该连研究也不研究，连讨论也不讨论，连荀子群学到底有些什么内容都不关心、不了解，非要跟在对中国学术一无所知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面，继续相信“中国本无社会学”吧?

　　我们的现实任务，第一是开展“大讨论”。“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应用史”一类的说法[9]，在中国已经流行了120年。习惯成自然，现在要纠正它，肯定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对这种说法不加辨识，不辨明是非，继续将其当作不易之论任其流传。

　　我从来没有“将‘社会学’一词中‘学’的含义”“泛指一切‘学术’‘学问’”，不赞成“将‘学’笼统地、泛泛地界定为‘学术’‘学问’”，而是赞成展开关于“群学”性质的大讨论。

　　其实，提出“群学”是“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这一追问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表现。诚然，“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是有区别的，但这一区别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社会思想”中，所包含的那个具有确定对象并且成体系的知识体系(“群学”)就是“社会学”。说“群学”只是“社会思想”不是“社会学”，实质上是说，凡是不像“西方社会学”的，怎么看，它都不是“社会学”，都只能算是“社会思想”。这一认识，显然是以承认只有西方社会学是“社会学”，具有起源上的“唯一性”、话语权的独占性为前提的。可是，这样的理论预设站得住脚吗?显然，既然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9]，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论预设”隐藏起来，当作不言自明、毋需论证的逻辑基础，而是要摆出来，开展心平气和的讨论，有理由拿出理由，有道理讲明道理，这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那个毋需论证就必须接受“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了，现在应该开展理性对话、认真讨论了。

　　第二是展开“大梳理”。创立于战国末期的群学与19世纪中期孔德的西方社会学在表现形式上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它具有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至今长达2300年的演进史，当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漫长历史了解不多，那么应该向费孝通先生学习，赶紧“补课”。我们课题组只是梳理了群学概念史和命题演进史，将来还要研究断代史，如汉代群学史、唐代群学史乃至一个朝代、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群学史，作为一个侧面的家训史、族规史、乡约史、礼仪史、风俗史、生活史、县治史、制度史、会社史、交往史、睦邻史……再进一步，就是一个一个人物、一本一本著作、一个一个概念、一个一个命题的专题研究。这将拓展中国社会学史的广阔研究领域，涌现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学科史专家，必将形成中国社会学史蔚为壮观的宏大局面，使之成为群星灿烂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第三是进行“大探索”。西方社会学在理性化一途占得了先机，在非理性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上，因其固有而擅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却陷入困境。费孝通先生在20多年前就指出，西方思维主导的19—20世纪，人类建立了利害上的联系却缺少道义上的认同。而“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1]244

　　这个目标落实到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与解决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相关联了。我们既然确认群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那么，就可以推断，实现中西会通的途径就应该是探索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概念和命题层次上的融通。尽管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假设，但应该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我们从2014年开始，梳理了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论证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我们以命题演进史的方式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就使得实现中西会通不再是一个理念、一个愿望，而是一项可以具体着手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当然，这只是为艰巨而长期的探索过程作了必要的准备，即使是迈出了第一步，也不过是千里之行的一小跬步。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就寄厚望于年轻一代了。

　　第四是要有“大担当”。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势必展开“新的百家争鸣”[1]230。中国社会学要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就要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有大担当。在经济学界，已经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学部委员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16]，实际上是在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这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还热衷于讨论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的意义相比，“风水”已经转过来了。这一转变在社会学界也已经展开。陆学艺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社会建设论》，就是结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所重新构建的“社会建设理论”，而“社会建设”完全是中国特色的概念[17]。在2020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庆祝建所40周年大会上，美国杜克大学林南教授在演讲中也基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重新构建“社会大转型”理论。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雅林教授沿着他几十年来领衔的“生活方式”研究，将“生活”概念引入社会学概念体系，构建“生活本体论”的基本理论。还在2006年，笔者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作题为“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讲，其中就提出了与剑桥大学老校友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的“超越进化”概念，重新定义并阐述了与剑桥大学现校友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概念相左的“时空压缩”概念[18]，也算是一个理论上的尝试。2019年10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学发展高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中山大学蔡禾教授等都对加强基础理论创新提出了卓越见解。上述例证表明，中国社会学研究已经进入“大担当”——回答中国和世界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阶段。

　　“大讨论”“大梳理”“大探索”“大担当”，接连说这四个“大”，对于至少有5000年文明史的14亿中国人而言，其实并不“大”，并不过分，而是应该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我相信新一代的社会学人，一定会有“舍我其谁”的气概。现在提“学科自信”可能还会引起质疑，而对新一代中国社会学人来说，“学科自信”就是常态——既是正常心态，也是日常工作状态。

　　注释：

　　①孟德斯鸠认为，社会生活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社会法则把握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此，孟德斯鸠对社会生活作出了总体性思考。涂尔干据此将孟德斯鸠看作社会学的创始人，尽管孟德斯鸠没有提出社会学的名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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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景天魁.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4]景天魁.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J].社会学研究,2018,33(5):1-22.

　　[15]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李妙根,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2：189.

　　[16]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7]陆学艺.社会建设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8]景天魁.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