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社会学1979年重建以来的四十年中，与1930—19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以及1970—1980年代的中国台港地区社会学讨论能够接续的历史性议题，恐怕当属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了。三代中国社会学家所致力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涉及的就是两大主题：其一，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其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一开始，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实践，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接下来，台港地区社会学家不仅接续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传统，而且通过参与并帮助大陆重建社会学而将中国化的“接力棒”传递到大陆新一代社会学家手中;再往后，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新一代社会学家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将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尝试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今天，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交织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家正在积极参与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并由此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学话语分享。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 费孝通; 孙文本; 吴文藻;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10093;

　　基金：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学即踏上了重建之路，并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开始迈向转型时代的标志之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几乎在现代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鲜明的学术印记，不仅与国外尤其是西方社会学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交流与联系，而且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下，及台港地区与旅居海外的社会学家的支持下，完成了与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接续。这一接续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将1930—1940年代发轫于大陆、1960—1980年代延续于台港地区及海外的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议题，再度纳入了重建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学，并成为这四十年中最具历史向度的学术议题之一1。认真审视中国社会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能够发现，自1930年代起，即当社会学这一来自西方的学科进入中国社会不久，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就一直是本土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交织影响下，上述可靠性与有效性的问题更为凸显，而通过对自1930年起社会学中国化走过的艰辛道路的回顾，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议题的实质，并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进步。

　　一、发轫：孙本文与吴文藻们的实践

　　1895年，近代中国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标志2。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903年)。再往后，先是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 II)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1914年)，后是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尽管葛学溥和其后创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且同为传教士的步济时(John S.Burgess)，受基督教社会服务理念的驱使，分别以“沪东公社”和北平社会实进会为平台，面向中国现实完成了包括“杨树浦调查”(1915年)、“北平人力车夫调查”(1914—1915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但因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学舞台上的主角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因此，尚未提出对来自西方的社会学进行改造的动议。

　　社会学中国化的最初设想，始于1930年代。此时，经过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浸淫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人陆续回国，并在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担任教职，甚至原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社会学系也已全部改由中国人担任系主任2，社会学在中国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在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这样两个原因，中国社会学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翻版3：其一，自1892年芝加哥大学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后，美国社会学就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及至后来干脆成了社会学的同义语4;其二，由于庚子赔款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设立，第一批中国社会学人基本留学美国，比如，在阎明所列的11位有代表性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中，除了陶孟和留学英伦，其余包括孙本文、吴文藻、杨开道、潘光旦、陈达在内清一色具有留学美国的背景2。

　　不过，正是基于这种留学美国的经历，比照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迥然相异的历史与传统，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才有了思考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国情是否契合的可能性。其实，社会学本身在美国的移植过程或“本土化”经历，即如何“从美国的土壤里重塑社会学的气质”5，也给中国学人某种有益的启发。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为何在那个时代“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都是那些留学归来的学者6?可以说，正是这些学者“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却)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自然首先会“不免焦虑不安”7。于是，在1930年代，几乎在杨开道戏谑“美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8的同时，孙本文和吴文藻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1930年在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大会上，孙本文率先明确提出：要“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9;吴文藻在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过程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吁求，“因而开辟了另一个阶段”7。

　　孙本文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心理学》两书中10。1935年在撰写《社会学原理》一书时，孙本文就力图“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9，以求由此尝试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1946年，在撰写《社会心理学》一书时，孙本文更是集22年教学之大成，“以取材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及西史与报章时事，并尽量采择重要实验例证”9，这使得《社会心理学》一书在作者自己看来，“确已做到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地步”9。而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的创始人，孙本文则从今天被称之为“学科建设”的思路入手，将实现这一设想分为三个部分：(1)通过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以及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社会学;(2)通过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以及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之方案，建立中国自己的应用社会学;(3)训练社会学专业人才，“使其能各专一门，展其所长，以应全国迫切的需要。能如此，则中国社会学的前途，当有无限希望”9。

　　同孙本文相比，吴文藻本人的著述虽不算丰硕，但其基本的步骤却似乎更为扎实。1940年在为《社会学丛刊》作序时，吴文藻表述了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设想：“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1如果将此拆解开来，他的社会学中国化可以分为三大步骤：首先是“试用”西方理论。这里的“试用”说明试用者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是西方社会变迁的产儿，因此它与一个传统厚重刚刚走向现代性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相当的隔膜，故而只能“试用”;其次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证验”理论。既然对来自西方的理论其选择的态度是小心翼翼的“试用”，那么吴文藻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学派”自然会去寻找验证这些理论的“试金石”——中国社会的现实;再次，既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是“理论和事实揉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那么，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彻底抛弃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同时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启发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在解释力上更为贴切的理论12。

　　如果说在1949年前社会学中国化的擂台上，最终胜出的不是孙本文而是吴文藻，那这一胜利要归功于同“单兵作战”的孙本文相比，吴文藻借助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和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支持，联手培养出了包括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在内的“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13。这些学生们连同自己的老师组成了费孝通所笑称的“混在社会学系”的那个“旁出的学派”14——社会学“中国学派”15。他们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声名远播的研究和著述，真正将本土化落到实处，也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16。

　　当然，如果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来说，作为一种政治与社会思潮，出于类似的追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附庸的心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其他诸多领域也孕育出了性质相似的中国化运动：不仅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动员了大批学术与社会精英深入乡村，结合乡土现实改良村落文化，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面貌17;而且刚刚在陕北站住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也在思考如何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相结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8。如果我们将孙本文、吴文藻们的努力称之为“认识中国”，那么就可以将梁漱溟、晏阳初和毛泽东们的探索誉之为“改造中国”。在已经过去的整个20世纪，这些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实践，已经使传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延续：海峡对岸社会科学界的努力

　　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政府溃败台湾，以及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这些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准的学科戛然而止，兴致勃勃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自然也偃旗息鼓。由于社会学内在的“左倾”倾向及社会学家在1949年前的国共之争中向共产党一方的倾倒19，国民党去台也基本没有带走社会学家。因此，在此后20年间，除了因为第一代来自大陆的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家“受制于强烈的还乡意识”20，仍然会讨论一些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主题，加之国民党接手台湾后为“去日本化”而推广“再中国化”，原本学理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在台湾地区同样也难觅踪迹。

　　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努力，起于台湾社会学家陈绍馨196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作者指出，台湾地区虽然经历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但依旧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台湾虽地域狭小、开发的历史短暂，但资料的收集与保存却相对完整，保证了“在台湾可以研究中国”21，或者说“使得台湾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最佳‘实验室’”22。

　　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再起，同样与留学欧美的社会科学家大量归台有关。由于早前台湾地区对留学尤其是自费留学一直采取相对严格的管控政策(一直到1962年后才趋于宽松)，因此直到1960年代中后期，才有批量的社会科学家返回台湾地区23。一开始，受美国二战前后流行的科际整合观念和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影响，先后从美国返台的人类学家李亦园、社会学家文崇一和心理学家杨国枢联袂发起了大规模的“中国人的性格”研究。虽然研究的结论受制于流行于美国学界的“现代化理论”——认定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也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但正是这一研究使杨国枢等人对追随美国学术潮流的做法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到1970年代中期，伴随着欧美社会因反战运动及“五月学潮”而起的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科范式的内部批判24，加之1960年代后拉丁美洲学者挑战西方意识形态提出了颇具本土特色的“依附论”，激发了上述台湾地区学者发起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以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25。

　　台湾学界社会学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理念，突出地体现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1982)一书中，其中尤以何秀煌、金耀基、高承恕、叶启政四人的论述为典范：何秀煌以为，使用“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概念比“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更为贴切，换言之，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脉络中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没有必要重起炉灶，建立所谓“中国社会科学”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科学”;高承恕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不仅涉及经验材料问题、意义诠释问题，更关系到价值问题，需要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努力;金耀基则以为，“‘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个要求，其意义实在于中国学者一种知识上的自觉与反省。这一自觉与反省可逼使我们深一层检查社会学的本质与性格，同时，也使我们在个人层次或集体层次上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而可以更有自信地从事本身的创造性工作”;最后，叶启正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中的一个环节。……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成长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亦步亦趋，因而形成了它的实证性格、实用性格、移植性格和加工性格”，而“社会学‘中国化’的最高目标是反省批判西方理论，透过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来为人类未来提供新的蓝图”。这些观点虽然受到其他学者在不同层面的质疑，但在1970—1980年代对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甚至1990年代后对大陆社会科学界的中国化讨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基于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思潮的洞悉，以及执教于尚未回归的香港的缘故，金耀基率先使用了“本土化”概念，将如火如荼的“中国化”讨论视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运动”26的一部分。此后，这一概念因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而获得普及：就学术视角而言，确实因为这一概念表明“不同社会与文化区域的社会科学家们都可以做类似的工作”27而逐渐获得推广，甚至大陆社会学界1990年代后也多用“本土化”代替了“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等概念;但就政治因素而言，则因为1987年后随着台湾当局颁布“解严令”，同时开放“党禁”和“报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遂为“本土化”所替代。

　　三、重启：从引进、模仿到文化自觉

　　1979年后，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学中国化”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自然成为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1982年，刚刚成立三年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28摘发了《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一文，介绍了肖新煌、高承恕、叶启正、赖泽涵和金耀基等五位台港地区社会学家的中国化观点，这不仅是重建后的大陆社会学第一次倾听先行一步的海峡对岸同胞论及这一主题，同样也是重建中的大陆社会学界最早刊行的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为主题的社会学文献。其中，肖新煌提出：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构建社会理论或进行研究时，要从本国、本地的社会经验中提炼出来”，“社会学的资料基础，要同本国有历史上的意义”，“社会学要在本国社会科学架构下有根，有生命”。他并且意识到，“社会学的中国化运动很可能将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子”，在此之中“达到学术上的自力更生，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金耀基则以为：“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29。

　　紧接着，多次往返中美两国，帮助大陆重建社会学的林南教授，根据其在北美和中国台湾的经验，率先在大陆倡导社会学中国化。他在《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一文中，不仅给出了这一议题再度引起社会学界关注的原因，其中包括大陆社会学的重建、台港地区和新加坡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包括大陆、台港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变迁;也说明了华裔社会学家原先在这一学术运动中迟滞的原因，现在因为到大陆和台湾地区访问讲学，“同远东地区社会学活动的参与愈来愈频繁，他们参与‘中国化’运动将愈趋积极”。最为重要的是，林南认为，“使社会学适用于中国社会所获得的成就并不等于中国化之成功”;和金耀基一样，他强调“评判社会学中国化是否成功应依据社会学里所获得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的多少而定”30。

　　上述倡议很快获得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应31，甚至1987年湖北省社会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主题即为“社会学中国化”32。不过，在此时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中的引进和加工远多于改造和创新，“社会学中国化”还不过是一句流于表面的时髦口号。

　　198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10周年之际，杨心恒重提“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认定这是“压在中国社会学家肩上的一项历史重任”33。不久之后，大陆社会学的中国化获得台湾地区学界施以的援手：心理学家杨国枢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1991—1997年间带领叶启政、杨中芳、黄光国、朱瑞玲等台港地区学者开办以本土化为主题的社会心理学培训班。尽管20多年下来，培训班培养的170余位学者未必都有明确的本土化意识，但许多受过这一训练的学者此后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及社会学的本土化做了贡献。

　　这里的贡献，自然包括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就前一个方面而言，除去前述讨论所提及的1980年代的重启，1990年代和2010年代是理论探讨的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受杨国枢及台港地区社会心理学家的影响，翟学伟提出了本土化的四个层次：从重复、验证或借用西方社会心理学成果，直至创立完整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理论体系34;作为一种呼应，周晓虹提出今日之本土化既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化’的一种扩大和延续”，也是全球化时代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酿就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35。后一个时期，边燕杰认为中国经验如需在国际上获得完满的表达，首先需要实现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36;王宁则以为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所以筚路蓝缕却成效不足，乃是因为“源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不健全”导致的“知识创新力不足”37。当然，这一争论的沸点是由谢宇的文章引发的，明确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38并不单纯是一记棒喝，文章本身的尖锐及因尖锐而导致的某种疏漏，都给本土化的赞同者与反对者留下了充满张力的争论空间。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同样受台港地区社会心理学家的影响，自1990年代起，以本土化为企图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就开始日渐增多：比如，翟学伟对人情与面子39、杨宜音对“差序格局”40，以及彭泗清对“关系信任”41都做了本土向度的探讨。但是，围绕本土化开展的研究并非仅限于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或仅限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在中国社会的宏观研究中同样逐渐显现出鲜明的本土倾向。而且，由于改革开放和网络资讯带来的便利，留学欧美的经历此时也不再成为本土性反思的前提条件。比如，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背景下，在当代乡村社会研究中所形成的“结构-制度分析”42和“过程-事件分析”43两种模式，尽管没有冠以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标签，却都透露出鲜活的中国特色或谢宇所期待的“原创能力”44，而两种对立模式的存在也说明即使站在相同的本土立场上，也可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45。

　　不过，在社会学重建40年的过程中，最深刻的本土性反思当属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尽管一般认为费孝通思考“文化自觉”始自1990年代46，但我以为，他晚年提出并一再强调的这一概念其实是其“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并因此使得“社会学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一直带有鲜明的理性自觉或文化反省意识”47。说文化自觉对社会学本土化至关重要，就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48的前提，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异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充分接触。通过这种接触及相应的社会科学训练，研究者就有可能抽身于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形成反观自照的能力。而社会学的本土化不过是使这样一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在本土学者手中恰如其分地反观自己的社会、文化与个人。

　　顺便说一句，谢宇对费孝通晚年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所做的努力49，以及其文化自觉的认识所达到的高度多有惋惜，他认为，“假使费孝通当时能了解到更晚近的西方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和相关的学术对话，并能加入这一领域核心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来”，势必会对社会学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并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44。不错，我也以为费孝通有关“意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和“自我”的论述确实与韦伯(M.Weber)、舒茨(A.Schutz)、加芬克尔(H.Garfinkel)以及乔治·米德(G.Mead)有相似之处，但我却既不以为费孝通的观点就因此失去了传承的价值，也不以为相互间就有了高下之分。道理很简单，费孝通的尝试起码让我们听到了同一种知识的“内部观点”50，也符合华勒斯坦所说的社会科学的“多语性要求”51，或者说明“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和方法(也)可以从各种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中派生出来”52;而费孝通因其坎坷人生及处在非西方世界这样的“边陲-半边陲”位置所造成的知识系统性上的“劣势”，却成就了其可能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思考“和而不同”和“多元共存”的人类文明，而这一点有时是处在文明中心又囿于学科藩篱的学者所不及的。

　　四、接续与跨越：中国化的未来

　　我们分三个时期讨论了自1930年代至今有关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历程。尽管存在时空上的间隔，仔细分析还是能够发现在这三个时期海峡两岸及香港的中国学者甚至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在内，他们在这一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非像翟学伟所言“无承继性”53。1980年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上，金耀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54。十余年后，1993年，费孝通在金耀基曾担任过院长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讲演中，曾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过在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容”55。如果细读金耀基“两个层次”的本土化观点，再与费孝通提炼的第一代学者所致力于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内容”相比照，显然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接续关系。用最简洁的话来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耀基的两个层面和费孝通的两项内容，就是从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对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的连贯性回应。

　　在上述连贯性回应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的核心争议都直接关涉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以及因这解释力的有无大小，其在中国是否有用的问题。众所周知，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不仅一直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如影相随，而且其本身和社会学的历史一样古老。在孔德和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传统下，依据“社会学应该按照自然科学来塑造的观点”56发展出了假设-推测-检验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57;而在德国的历史批判和浪漫主义传统影响下，因信奉社会学是“一门旨在对社会行动予以解释性理解，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58，则建立了后来经芝加哥学派光大并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或解释主义范式。这两种传统不仅代表了人类在社会知识的探寻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也分别构成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争辩中两个阵营的核心。延续至今，也左右了包括谢宇和翟学伟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必要性的基本争议。

　　早在1994年，我们即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59一文中提出了五条建议，以期能够有助于走出本土化认识与研究的误区，其中第一和第五条分别为：本土化需要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进行批判与改造，但本土化不意味着拒斥全球化，也不意味着要重起炉灶;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60。在这里，我们所以将这两条再度提出，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即：(1)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路径;(2)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最终目标或历史使命。就前一个问题而言，自孙本文、吴文藻起，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系统而完整的设想，在此后的每一个时期，尽管众说纷纭，但这也都是致力于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从不回避的问题，致力于本土化的学者们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路径设想61;而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尚未有哪位社会学家将本土化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不仅几乎所有赞同本土化的社会学家都像谢宇一样，希望“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62，而且他们也都大致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设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63。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即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就是这场系统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

　　当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上，对本土和全球关系的理解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最早，在孙本文和吴文藻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之时，他们尚只停留在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之特性的知识体系的诉求上，并未过多考虑这一学术运动的最终去向。但是，到了1970年代之后，台港地区的第二代社会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本土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另起炉灶，杨国枢甚至拒绝使用“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的概念，他明确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而“心理学研究本国化(包括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64。1994年，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时，我们提出有两种不同的全球化：(1)消极的全球化，即单纯地了解、学习、吸收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心理学;(2)积极的全球化，即不但要了解、学习、吸收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切长处，而且要积极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如果说前者立足于使世界的成为我们的，那么后者则立足于使我们的成为世界的。从一般的顺序上说，消极的全球化在前，其后就是本土化时期，最后则是积极的全球化时期65。这一设想，与前述费孝通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在这里，积极的全球化的实现显然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即：我们真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然后才能最终有资格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可以说，在这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形成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之并存的应该是一种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

　　注释

　　1.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及孙本文诞辰120周年纪念专栏(2012年)、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专栏(2017年)，“社会学中国化”成为这一系列专栏的主要议题之一。边燕杰、王宁、洪大用、赵鼎新、周飞舟、谢宇、张静、翟学伟及周晓虹等人都纷纷撰文参与这一议题的讨论，尤其是2018年旅居海外的谢宇教授的《走出社会学本土化的误区》一文，直接引发了翟学伟教授的回应，并因此将这一主题的研讨推向白热化。

　　2.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41页，第28-34页。

　　3.阎书钦：《移植与融会：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Gouldner,A.W.,The Western Sociology Facing the Crisis,New York:Basic Books,1970,p.20;叶启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自序”第12页。

　　5.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北京]《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

　　6.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上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7.《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第7页。

　　8.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9.《孙本文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卷第247页，第1卷例言第2页，第1卷序第3页，第3卷第249页，第3卷第368-370页。

　　10.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北京]《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1.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12.周晓虹：《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3.《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4.《费孝通文集》第7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5.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16.O’Hara,Albert R.,“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6,no.2,1961,pp.928-929.

　　17.晏阳初：《贫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1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0页。

　　19.有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社会学这个学科在国共之争中倒向共产党的事实：1949年1月25日，张东荪、费孝通、雷洁琼和严景耀突破北京城严密的封锁，到河北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座谈会。其中，除了张东荪为政治学家外，其余三人皆为社会学家，起码两个半为社会学家(雷洁琼的丈夫严景耀为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

　　20.参见杨国枢：《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经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6页。

　　21.陈绍馨：《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第13页。

　　22.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3.台湾地区公费留学生虽自1955年开始派出，但名额极少：1960年仅为5人，1980年代前的25年总计派出377人，最高年份(1979年)不过76人，而读人文社会科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但1962年尤其是1964年后，台湾地区开始对自费留学采取了鼓励和宽松的政策，留学人数大增，1962年为1901人，到1969年即增长到3670人。

　　24.Gouldner,A.W.,The Western Sociology Facing the Crisis;Cartwright,Dorwin,“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History Perspective”,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42,no.1,1979,pp.82-92.

　　25.尤为重要的是，由台湾地区学者首发的这场学术运动后来很快蔓延到北美华人学界，并通过香港反过来影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1983年，台湾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有海峡两岸暨香港学者参加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再度以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为主题开展讨论;而同一年，旅美社会学家蔡勇美等人，则在亚利桑那大学举行了“社会学中国化：旅美中国社会学家的若干观点”座谈会。

　　26.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第91页。

　　27.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上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另见杨中芳：《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中国社会心理学”--试图澄清有关“本土化”的几个误解》，[北京]《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

　　28.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3月15日-18日在北京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标志;在三年后即1982年5月22-26日于武汉举行的1982年年会上，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延续至今。

　　29.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上海]《社会》1982年第1期。

　　30.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31.徐经泽、吴忠民：《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4期。

　　32.湖北省社会学会：《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实事》，[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

　　33.杨心恒：《社会学中国化之我见--纪念社会学重建十周年》，《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34.翟学伟：《论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方向》，[北京]《社会心理研究》1993年第2期。

　　35.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

　　36.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37.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38.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39.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社会心理学的一项本土研究》，[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0.杨宜音：《“自己人”及其边界：关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

　　41.Peng,S.Q.,Guanxi and Trust:An Indigenous Study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Trust,A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

　　4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3.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4.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45.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6.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6页。

　　47.周晓虹：《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48.《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49.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0.Atal,Yogesh,“The Call for the 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32,1981,pp.189-197.

　　51.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5页。

　　52.Alatas,Syed Farid,“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18,no.3,1993,pp.307-338.

　　53.翟学伟：《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上海]《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54.参见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上海]《社会》1982年第1期。

　　55.《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4卷第7页。

　　56.Giddens,A.,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1987,p.11.

　　57.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58.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p.4.

　　59.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

　　60.其他三条建议是：第二，本土化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但本土化不等于传统化;第三，本土化需要向前行一步的台港地区社会心理学借鉴经验与教训，但本土化不等于台港化;第四，本土化需要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本土化要坚决避免非学科化。(参见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

　　61.参见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翟学伟：《论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方向》，[北京]《社会心理研究》1993年第2期;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北京]《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谢立中：《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62.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63.《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64.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485页。

　　65.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