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时间:2014/11/12 12:40:40|点击数:
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前景与对策
陈利君 米兰体育(中国)官方网站,MILAN SPORT
摘要: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中印双方共同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不仅引起了中国及云南省相关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印度、缅甸、孟加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未来,经济走廊建设将成为四国合作的新亮点。但如何认识和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一元现代性还是多元现代性:中国道路的价值观探析
张志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摘要: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辛探索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这条道路的开辟,打破了西方的“一元现代性”的神话,丰富了世界“多元现代性”的历史。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所蕴含的价值观意义: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创新、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科学定义现代性与价值观,必将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市场监管风险及其防控——基于工商行政管理视角的研究
王绪正 南京大学
摘要:市场监管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面临的市场监管风险不断加大。市场监管风险具有时代性、复杂性和关联性等特征,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冲击的连续性和强烈的破坏力,市场监管风险的诱因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也有工商机关执法行为不当造成。防控市场监管风险需要从预警机制、研判机制、处置机制、评估机制、沟通机制和善后机制等六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越性
高智生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摘要:我国协商民主不是一种表面形式,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实质内容的人民民主形式,具有自身优越性。其一是协商渠道有三条,其二是协商主体相当广泛,其三是协商内容具有重大性,其四是协商意见包容性强,其五是协商形式多样化。
“重建”思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沈江平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是当代一个颇为响亮的口号。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试图重建、重构之,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半遮半掩”、哈贝马斯“明目张胆”、后现代语境中的“立体重建”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中心”,历史唯物主义一而再被改写、解构、重建。但我们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已经结束的变革,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的伟大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没有结束的变革。
正义的在场与所指——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为线索
徐峰 南京大学
摘要:“塔克尔—伍德命题”是“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的始作俑者。这一命题认为马克思没有在道德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得出结论认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正义的。胡萨米等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认为“塔克尔—伍德命题”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用隐晦地、间接地方式谴责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实际上,“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是不同理解模式和分析范式的产物,在评判“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时,论辩双方分别持有的“文本解构”和“时代解读”方法各有合理之处。综合来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以“道德评价尺度”为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以“历史评价尺度”为优先,两种评判尺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上相统一。
论历史哲学的概念内涵与语境
卓立 复旦大学
摘要:在后认识论的语境中,有必要重新反思“历史哲学”这一学科及其概念。哲学是源于弥合实存世界与理念世界裂痕的一致性冲动,而历史学和哲学因此处于内在的对立中。这种对立导致了“历史哲学”的内在悖谬和对“历史哲学”概念的诸种混淆,通行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区分也只是经验主义-分析哲学语境的产物。实际上史学理论终将走向历史哲学,并且只有一种服从于一致性的历史哲学,它同时包含了历史思辨。也只有这样的历史哲学才可能战胜历史相对主义,克服历史学与哲学的对立,从而为历史知识确立合法性。
“新民”与“亲民——从宋明理学到现代社会
邓国元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在对《大学》的诠释上,朱熹依据程颐的观点将古本《大学》中的“亲民”改为“新民”,强调对“民”的教化。而后,王阳明则力主古本的“亲民”说,强调教养的合一,表现出对生民的“亲情”式的仁爱,彰显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儒家学者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宗旨是以西方现代的新伦理价值来改变,或者补充中国的旧伦理,按照独立、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塑造新人格,实现“维新”的目的。徐复观先生则把儒家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现代的“天赋人权”等观念结合起来,从现代民主人权的角度赋予“亲民”新的时代内涵。围绕“新民”与“亲民”,分析四位儒家先哲各自诠释的立场和思想,揭示从宋明理学传统到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的意义转换。
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与重构
齐艳苓 南开大学
摘要:清末民初,在社会各层面的变革与道德救世思潮的驱动之下,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转型与重构。其主要表现为解构整体价值、旧的伦理道德观念被颠覆和新的道德范畴与价值标准的提出。这种转型与重构体现出密切回应时代主题、融合创新、既重个体本位又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又具有不彻底性,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才能实现对这种不彻底性的超越。
神经科学与西方道德心理学视野下的移情、同情以及共同感
王嘉 南京师范大学
摘要:移情、同情和共同感是现代西方道德心理学中的重要范畴,它们对于理解人类的亲社会心理、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神经科学对镜像神经系统的发现和研究,使人类了解到移情、共同感乃至于同情在生物学方面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道德心理学对移情、同情和共同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人类亲社会心理、行为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伦理学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论现代消费与人的精神生活发展
廖小琴 东南大学
摘要:现代消费以符号/意义的消费超越物的消费,使消费越来越具有了文化蕴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行为和表征。但是,符号/意义的消费也产生出许多消费幻象,带来人的精神生活的隐忧。必须审视消费表面外观背后的实质,加强消费文化建设,通过合理满足人的需要,发展消费能力,正确对待与引导符号消费和大众消费,追求全面而自由的个性和生命的本质意义,提升自我内在价值,升华人生境界,才能真正找到通往幸福和精神自由之路。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高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加工贸易为我国改革开放初级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带动我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初级形态的贴牌生产或代工,存在整体附加值和生产效率较低、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优势减小、产能过剩等问题,急需转型升级。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取消对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的优惠政策,利用研发补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形成优势行业和具有自主品牌的大型企业,鼓励企业提高各方面的生产效率。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197个村的调查数据
吴海江 浙江大学
摘要:构建C-D生产函数,就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耕地四大生产要素对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简称村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村人口数对村收入呈负向作用,享受定额补贴村干部数、村干部人力资本和村自留耕地面积对村收入影响不显著,村物质资本、村整体人力资本对村收入呈正向作用;较低和高收入的村集体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而中等村收入的村集体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论新兴媒体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韩华 中央财经大学
摘要:所有管理皆须依赖于一定的媒体以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企业管理也是如此。企业管理以往主要靠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它们虽然有报道严谨、权威性强、易控制等优点,但又存在时效性差、难以互动、宣传功能过多等弊端。故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必须利用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等效率高、速度快、可互动、立体感强的新兴媒体来弥补其不足,但同时又应正视其易变形走样、难以控制、转载过多等问题,努力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补与融合。
基于进化博弈论的保险监管行为研究
周晶 上海财经大学
摘要:根据进化博弈的思想和方法,在有限理性框架下构建保险监管机构间的非对称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求解和分析发现,当多个保险监管者共存时,监管行为不同步,容易出现监管漏洞,而监管收益和监管成本是造成监管不同步及监管漏洞的重要原因。结合英国V&G公司破产案例,证实本文模型和结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并得到一些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
“营改增”税制下的财政收入重新配置研究
崔丹 刘明慧 东北财经大学
摘要:实行“营改增”税制后,以往的财政收入配置格局势必会被打破, 2004年以来的增值税转型实证数据显示,税收乘数效应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足。有鉴于此,我国“营改增”税制要结合财政收入的重新配置,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有序地实施。
基于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创新模式选择
冯琳 韩震 大连海事大学
摘要:企业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在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的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时间不长,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对创新路径和创新手段很难形成有效的选择,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在合适的发展阶段选择适合的科学创新模式、合理的创新切入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受到创新能力水平的制约,技术创新能力也受到创新模式适用程度的影响。当二者匹配时,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使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更大。
云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康云海 米兰体育(中国)官方网站,MILAN SPORT
摘要:云南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谋划云南经济的大发展,就要端正对绿色GDP的认识,认真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重视桥头堡战略实施中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好低碳经济试点省的机遇,在云南建设全国最大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积极规划设计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大项目,未雨绸缪解决好“能源双控”问题,争取国家给予土地占补指标在省内调剂使用的政策,开展省内的区域合作。
在边疆书写历史:杨慎两部滇史中的云南神话叙事
安琪 复旦大学
摘要:由明代文人杨慎在贬谪云南期间编著的《滇载记》和《南诏野史》两部滇史是一个介乎于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异例,贬谪文人在边疆的地域空间中,凭借野史这一相对边缘的史学文类,来对中央/地方、正统/僭伪、华夏/夷狄的关系进行思考、书写与想象。根据这两部滇史的不同体例要求,杨慎以“删正”与“荟萃”的话语策略来对地域性的神话历史进行重构与再诠释;同时,杨慎以文学叙事来整合地方历史记忆,借“写史”来寄寓身世之感和史家之心,这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考察明代整体思想史图景的独特视角。
文化边缘还是文化中心?
——对金沙江下游(羊拉—奔子栏段)丧葬文化的诠释
叶远飘 广东海洋大学
摘要: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的藏族主要实行塔葬、土葬、火葬和水葬,正常死亡的普通人主要实施土火二次葬或者水葬。与其他藏区相比,天葬消失的原因在于缺乏传统惯性,火葬不流行是社会结构两层化与社会秩序稳定造成的,而水葬既有做功德的内涵,但也呈现出低贱的一面,土火二次葬则是农业民族泥土情节与土地贫瘠矛盾的衍生物。
水族“过端”仪式的社会结构与象征表达
龙胜阳 柏贵喜 中南民族大学
摘要:端节是水族人传统的年节,“过端”仪式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通过地域间“分期、分批”有序“过端”,到血缘家族内的“游端”仪式,再到个体家庭间相互走动的过程中,“过端”仪式在“游动”中完成了社会秩序与文化的展演。“过端”仪式与“卯节”、“苏宁喜”节共同构成水族社会文化三元结构,是水族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
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社会思潮中“主体”概念的沉浮与作为社会研究方法的深度访谈之演进有着密切关联。从知识考古学看来,主体的地位并非无可置疑,它经历了迷思、解构与隐归的过程。福柯将主体哲学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祸根,认为主体的实质是人被权力所奴役。而深度访谈也并非是一种自然而言、无可争议的社会研究与资料搜集的方法,它充斥着伦理判断与伦理情感、行为与阐释、事实与价值等之间的张力。一旦了解了主体的真相与访谈的权宜性,谈论主体与践行深度访谈时也就必须谨而慎之。由于深度访谈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不宜过度倚重访谈本身,而应使访谈还原到真正的参与观察之体系中。社会研究中的深度访谈应含括四个维度,即情境性、情感性、介入性和互动性。
宋代回族先民音乐的认同问题
马冬雅 宁夏大学
摘要:回族先民音乐的认同一直是个难题。从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回族先民“华化”趋势明显,以及中原对伊斯兰教的认知模糊等方面,分析了宋代回族先民音乐认同困难的原因。且认为宋代回族先民的音乐,是西亚、中亚、中原、伊斯兰教因素的多元文化整合体。不过因为回族先民的“蕃客”这一“中国的边缘人”身份,使得其在构建自身音乐文化时还处于弱势。宋代回族先民为回回民族音乐的形成,积蓄着潜在的力量,这也正是整个回族音乐处在复杂历史背景中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论古代蒙古族古列延思维
莫日根巴图 中山大学
摘要:“古列延”在现代蒙古语里具有院子、院落、庭院、围墙、范围、领域、框子、圈、营盘等多种意义,它深深地影响这古代蒙古人认识事物、指导行为的思维方式,在古代蒙古人思维世界里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列延”思维在古代蒙古人游牧组织形式、军事组织形式、狩猎形式以及民风习俗当中均得到充分体现。
略析贪污罪中贪污数额起点与共犯责任
高铭暄 范连玉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在贪污罪中,贪污数额尽管不是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唯一标准,却是主要因素之一,有必要对其在犯罪构成上进行适度限制。因而,贪污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就是以5000元为一般情形的起点,而4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如果情节严重也构成贪污罪。根据共同犯罪的责任原理,依照刑法第26条第3款、第4款以及第27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各共犯应承担责任的“个人贪污数额”,适用刑法第383条第1款各项所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可以为各共犯选定所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在共同贪污尚未分赃或完全分赃的情形下,各共犯的刑事责任可参照上述原则来解决,且在量刑时适当考虑各共犯已分赃数额、拟分赃数额或其他情节,对于无法分清分赃数额或共同挥霍的,可在量刑时考虑平均数额。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罗国强 武汉大学
摘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定过程导致其在立法技术、原则立场、权益划分和争端解决层面具有特殊的立法特点。《公约》的实施对中国海洋安全的维护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在新的形势下其很多规定对中国来讲弊大于利。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目前不会考虑退出《公约》及其所确立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对于万一可能出现的某种极端最坏情况也不得不防。中国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与《公约》的关系,在留在《公约》体系内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公约》规则,以维护自身海洋安全。
迈向回应型法:我国地震预报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张健 浙江大学
摘要:我国地震预报立法存在明显的“压制法”的特征,突出表现在政府垄断地震预报信息、行政机关地震预报信息发布权限过于集中、地震局职能错位等方面。压制型地震预报立法模式在实践中已暴露出合法性危机。有必要对我国地震预报立法展开反思,尝试打破政府地震预报信息垄断、地震预报权适当下放以及明确地震局的职能与定位,建立一种新的立法模式——“回应型”地震预报立法模式势在必行。
伊斯兰教义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在云南
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践和意义
纳文汇 米兰体育(中国)官方网站,MILAN SPORT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宗教和谐及宗教与社会和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其中必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及广大回族穆斯林的积极参与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范例。本文试图从文本和实践的维度,也即从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及其社会实践,来考察和分析伊斯兰教教义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在云南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实践和意义,从而进一步发挥伊斯兰教在云南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世俗迷信的批判
张振国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摘要:在天主教看来,世俗迷信显然是对天主教权威的直接挑战,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重大障碍。因此,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及中国天主教徒撰写了大批文章,对中国的世俗迷信口诛笔伐,试图为天主教在华的顺利传播扫清道路。然而,天主教徒的这种批判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人们对世俗迷信的执着依旧,传统信仰并未从根本上动摇。
昆仑神话与汉唐道教的世界结构
罗燚英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昆仑神话以宇宙山、天柱或地轴来诠释“地中”观念,战国时形成一种以天之极、地之昆仑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并在汉代颇为流行。汉唐道教将昆仑神话的“地中”观念融入道教,形成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世界结构说,以昆仑山为天地之齐(脐),同时又将此观念加以神学诠释,使昆仑神话在宗教语境中出现新的衍化。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在建构天界体系的过程中将传统的“北极/天中”对应“昆仑/地中”转化为“玉京山/天中”对应“昆仑/地中”的结构,此一定位为后世道教所承袭。总体而言,汉唐道教世界结构中的昆仑方位存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但“昆仑/中央”的观念始终是汉唐道教融摄昆仑神话的核心。
我国失业保险金功能异化及失业贫困问题分析
——基于社会保障待遇梯度的比较视角
杨翠迎 冯广刚 上海财经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失业保险业务的逐年开展,参保人数逐渐增加、基金结余规模不断加大,也逐渐反映出我国失业保险金待遇偏低、应对失业贫困能力有限等诸多问题。比较研究发现,国外失业保险金待遇水平普遍较高,失业保险金与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三者之间的待遇梯度关系为失业保险金大于最低工资标准大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我国形成较大反差,我国失业保险金待遇水平始终处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失业保险金水平过低,失业保险功能异化,难以抵御失业贫困。而我国失业保险金待遇和缴费脱钩,是失业保险功能错位异化的根本原因。为此,建议加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在短期内应该降低低收入家庭中失业保险金对低保金的替代作用,而从长期来看应提高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增强失业保险的收入维持和应对贫困的功能。
宜用经义,参之时务:宋代科举试策析论
韩冠群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宋代试策广泛地存在于贡举、武举、制科等考试科目中。自嘉祐以后,策问和论逐渐超过诗赋成为科举取士的首要因素。熙宁四年,宋神宗专以经义取进士,试策的地位有所下降。元祐分科之后,试策处于定等分高下的相对次要的位置。试策地位出现变化的原因在于试策承担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唐入宋,科举入仕者成为了文官群体的主体,以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目标,宋代统治者必然着力于对儒家经典和时务处理能力的关注。以嘉祐和宋神宗改革贡举为节点,试策发挥的功能两次发生转变,其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云南边屯文化的传播与形成
张佐 北京林业大学
摘要:边屯文化是云南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从云南各民族迁徙及文化交流的历史源流看,秦朝统一为云南边屯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西汉羁靡政策直接促动边屯文化萌芽,唐宋时期云南相对稳定促进边屯文化孕育渐兴,元朝屯边实民促使边屯文化兴起,明朝洪武调卫促成边屯文化进入兴盛时期,清朝兴衰带来边屯文化起伏。
中国文化研究:现状批判与可能之径
魏建亮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文化研究正在走向衰落,表现为社会关注度在严重下降,刚起步的中国文化研究也陷入了这个怪圈。这与“重理论、轻实践”的学术传统、“权术非学术”的研究心态、“过于精明”的研究方法及特殊的文化语境有关。即便这样,处于起步的中国文化研究也已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它们有两个病灶,一是随意性强,学理欠佳;二是批判性强,落入俗套。通过对“批判”一词的历史语义学分析,我们发现,与其把文化研究看成一项活动,不如当成是学科化的学术活动。作为学科化的学术活动,文化研究应软化批判性,发展对话性,这是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可能发展之径。
从生态批评的两次“浪潮”看其哲学根源
李铭 上海交通大学
摘要:从欧美生态文学批评潮流开始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生态批评的领军人物劳伦斯• 布伊尔将这个历程分为“第一波”(1995年之前)和“第二波”(1995年之后)。在生态批评的“第一波”中,向自然“科学”转向的号召和实践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然而,“第一波”因过于强调结合“科学”而暴露了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因而很快被“第二波”的生态批评所放弃。最终,只有消除了主、客体之分,在整体论之中的“主体间性”思想才能成为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也正是“第二波”生态批评的哲学核心。
清初《诗经》研究“汉宋兼采”现象的成因与意义
张明花 扬州大学
摘要:清初《诗经》研究的两大阵营是翼朱的宋学派和尊《序》的汉学派。这两派在学术立场上相互针对,但在经文阐释中却都存在着“汉宋兼采”的现象。宋学派开始将《小序》与朱说相提并论,择善而从;汉学派则能重新审视朱说,采摘其合理之处以修正《序》说。“汉宋兼采”的出现一则因为两派在对待《序》的问题上本身有相合之处,二则因为两派在研究方法有互补之处,三则源于两派因相争而相渗透的客观过程。“汉宋兼采”的实质则是汉宋两派在争胜中对自身研究方法的调整,反映出了清初《诗经》研究风气的转变。
来源/作者:期刊部 责任编辑:代丽